彩神过去的2023年，图书市场出现了不少以职业群体为标签的写作。我们得以透过快递员、保洁员、外卖员等群体的视角重新审视附近的世界。
工作日的早高峰，像蚂蚁一样的人群挤进电梯，电梯上升，一层层把他们运到各自工位；下班时间，电梯一层层下降，他们又一个个回到城市的家里。春香记得，煤矿的升降梯也运送矿工，只是方向相反，上班是去地底下，下班是去地面上。每到下班时间，电梯里出来的年轻面孔总让春香想起煤矿上那些脸被煤灰染黑的年轻人，他们的眼神里都有相同的疲惫。
2020年9月，52岁的春香与60岁的丈夫，从秦岭南麓的一座小县城“上”了女儿小满所在的城市深圳，坐了一夜火车。夫妇俩在这座超大型城市找了份保洁员的工作，与女儿小满、女婿饼干，合住在一个不大的房子里，每月月租6000元。
时隔多年，母女再次同处一个屋檐，借由工作走进了彼此的另一个世界。每天母女两人下班回家，做保洁的春香总会用方言讲述一天的见闻。透过母亲的眼睛，在大厂的小满发觉，看似有序运转的都市生活与城市节奏背后，那些被有意或无意隐去的现实，以及一座时刻保持干净的城市，是如何通过一群人的过劳在艰难维持。卫生间里的现实与写字楼的光鲜映照，构成了今日生活的集体隐喻。用春香的话说，我们都是“挂在树杈上的人”，有相似的来处和悬而未决的归途。
小满与春香将各自的观察汇合，写成了《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在这本书中，她们除了是彼此的“女儿”和“母亲”，也是两个工作中的女性。在日常的琐碎和日渐模糊的生命史间穿梭，她们互相批判，却也彼此捍卫；互相怨恨，却也彼此牵挂。女儿小满称这是母女间“重新连接”的机会。
农历新年到来前，我们在深圳见到了小满一家。经由这次连接，我们得以窥见两代人之间的缝隙，也透过另一个群体的视角，补全对自身境遇的理解。
在女儿小满的印象中，即便当时母亲来到深圳已经快三年，她仍对周遭环境的变动有着敏锐的觉察。“有天傍晚我们一起上电梯，住在同一层楼的男人也在同一趟电梯里。出电梯后，母亲小声说‘他连续三天都带不同的女人回家’。”
小满当时很惊讶，这些细节她从未留意过。不仅如此，就连隔壁邻居家几口人、家庭感情如何，以及彼此有怎样的矛盾，“我们刚搬来这里不到两个月，她就都搞清楚了”。这种向外的好奇心与分享欲，是连曾在媒体工作过的小满都自叹不如的。
春香只念到小学三年级，不会普通话，也认不全一本书里的所有字，来到深圳后才学会用输入法拼字。但这些都不影响，或者说阻挡她去感受并观察这个世界。2020年9月，52岁的春香在县城找不到工作，在女儿的建议下，来到离家1500公里之外的深圳。她不会用导航，只能在租房附近的商场或写字楼找了份保洁的工作。在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承担起的。
来到深圳后的一年365天，春香有约330天是早上6点40出门，她需要在7点前到达做保洁的大楼。这段不长的路程里，她可能会遇到推车卖早餐的摊主、制服上写着“物业”的年轻人、刚刚轮班结束的环卫工人、早起遛狗的人，以及更多跟她一样去往不同地点做保洁的阿姨们。
保洁员的工作并不简单。春香要完成她的工作，需要用到将近30种工具。漂白水用来去异味，碰上口香糖之类的残留要用水刮子，除此之外还要用到氯水、化泡剂、尘、化油剂、天那水等各种复杂的清洁剂。春香说大多数公司不会提供足量的清洁剂，但还要求她们做到同样程度的清洁。这些是许多人无从知晓的、关于这个群体的细节。
春香也在看这个世界。她提起因工作做不出来、躲在厕所隔间“避难”的公务员、扶着洗手台干呕的怀孕的职场女性；她也看到过年轻女孩工位下越扫越多的头发，以及流水线上打工人被电脑“吸进去”的样子。
当某家公司宣告破产，从写字楼退场清空时，她看到过落地窗外擦玻璃的“蜘蛛人”，细长的绳子垂吊着。再往远处，有人在对面商场顶楼的游泳池游泳、有人在对面小区的阳台晾衣服、也有人在楼下的花坛修剪绿植。
“在这些喘息的间隙，母亲看到了她保洁工作之外的城市生活镜像。”女儿小满在后记中写道。她想把母亲做保洁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起初并不希望母亲的故事引发过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通过总是处于城市边缘的保洁员群体，我们也能看到自身的处境彩神。很多时候，关心“他者”的命运，也是在关注我们自己。
得知消息时，春香一度觉得女儿在开玩笑。可在看到白纸黑字的出版合同后，春香又开始担心女儿违约被罚，而自觉做起了这场写作的“监工”。于是，她成了这本书中的主角，成了背后的作者，也是每份草稿的第一位读者。新书出版后，媒体报道、读者留言陆续涌来，这些都是春香此前未曾有过的体验。我们的聊天即从这里开始，从母女间的复杂连接反观书中故事的内核。
此外，每一次当大众印象中的底层劳动者发出声音，都会引发更广泛的讨论。读者既惊喜于他们敏锐的观察和新鲜的视角，又共情于他们漂泊的处境。这种写作渐成风潮的当下，我们也与小满聊到了这种趋势之下潜在的担忧。所谓底层写作呈现的是多大程度上的“真实”？在小满看来，一旦这类写作缺失了个体性，而流于纯粹的职业画像，我们便可能会陷入另一种更为暧昧的“宏大叙事”。
张小满，陕西商洛人，长居深圳。曾为记者，先后在《深圳晚报》《新周刊》从事深度报道工作。非虚构写好者，现为大厂女工。
新京报：这本书出版后，您和女儿一起参加新书活动，见许多陌生的读者，会紧张吗？
春香：（咧嘴笑着摆摆手）不紧张的。到深圳之后我见的人多得很，一天就见“成千上万”人。我做保洁经常得和人打交道，还经常见“大官”。
张小满：有次在蛇口，一个国外读者来到分享现场。那个外国人是个德国小哥（记忆可能有偏差），好像是《瑞士日报》驻中国的记者。这个小哥中文还可以，我妈妈第一次和外国人对上话。她那天非常开心，觉得这是可以回老家和那些舅妈们“炫耀”一下的。
春香：她们不看的。大部分保洁员都是不识字的，我还算年龄小的，剩下的都是比我大得多的。丢人吗？我觉得都是挣钱，不丢人的。今年我做的这栋楼，一栋楼就有八十多个保洁员，你说全深圳要用多少这号人（这样的人）？
张小满：你注意到她的用词没？她说的是要“用”多少人，她潜意识是把自己当作深圳的材料，在用的。
新京报：听说您陆续读完了杨本芬的几本书、还有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这些书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春香：那个小伙子能吃苦，知道节约、省钱。他写的都是他之前打工的经历，虽然挣不到太多钱，但就是埋头坚持写，人很务实。书里有的部分深刻一些，念不通我就跳过去了，比我女儿写的书还难一点儿。我女儿写的大部分我都认得，不认得基本上也能猜得到。
春香：楼下那个店铺，一年里换了四家店。一开始装修好开门，卖烟酒，卖了还没有一个月就歇业了。后来又来一家饭店，没多久也关门了。之后又开始卖菜，卖西瓜、卖水果，那个店也没开多久就没钱了。现在又变成药房，开到现在。你看之前我在写字楼做保洁，一整层楼都装修好了，连椅子都是新崭崭的，就是没有人。
春香：今年我55（岁），60（岁）以后都不很好找（工作）了。身体好了不怕，我要身体不好了，她（小满）又想要个娃娃，我就不做了。
张小满：他们每次离家和回家，都非常慎重。回家待一个星期，不算回家。从家里上深圳来，也很有仪式感。他们都觉得如果要上深圳来，就一定要待几年再回去，不然划不来。
新京报：上野千鹤子曾描述说，“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母亲能力的影响，也与女儿自身的能力息息相关。随着你的自我意识的出现，以及母亲的日渐衰老，你们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哪些变化？
张小满：的确是这样的。我印象很深的是，上学期间母亲给我打生活费时，总会在钱到账后的下一秒打来电话，反复强调这个钱是他们的“血汗钱”，再三叮嘱“不能乱花”。尽管相比于同村的父母，他们当时在打钱上算是很舍得的。或许这些话是出于家长身份的“教育”和“提醒”，但它会让人有很大压力，或者说“愧疚感”，有点像老板交给你一个东西，但他不太放心。
那时，我很少乱买东西，但偶尔出门买点什么时，我都会下意识在付钱后赶快跑。有段时间，我还要给我弟分配钱，有些像代替了母亲的角色，像个“大家长”一样。于是我在刚上大学时，就有很强烈的要经济独立的意识。
随着我们在深圳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这种关系的天平开始有些倾斜。大概到了2017年前后，母亲因为之前干活太拼，腿疾复发，她觉得自己干不了重活，没法再挣钱了。那年她一直卧病在床，体重升到了快160斤。
其中有段时间，她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哭，希望我回去帮她处理后续的事情。语气中很脆弱，但这种脆弱又夹杂着很复杂的“威胁”意味，会让人产生道德上的“愧疚感”。那年我回去后，第一次发现原先那个有着很强控制欲、又很凶悍的妈妈，因为身体的病痛，会变得如此软弱。
我回家后带她去医院，医生嘱咐她安心静养。没承想刚有些好转，她又偷偷去找工作。什么时候我会知道她又去工作了？就是你给她打视频电话，她永远不敢接，都调成语音。当你发现后，她会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先不断道歉，但下一次她还是会这样做。
直到后来，当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处于强势方时，我们的相处模式变得更加微妙。母亲搬到深圳后，我偶尔打趣地“逗”她，问她“家在哪里”，她总是说“家在商南”。她不觉得这里也是她的“家”，比如我们都在家里时，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洗完澡也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晾在衣架最边上，连我们买的菜她都吃得很少。
有时她也和我争，但那些争吵大多没有实际意义，我依然养猫，也依然没有生孩子的计划。本质上，我意识到我是强势的那一方，她改变不了什么。这说起来也有些难过。
新京报：我很好奇，在你们的过往经历中，是否曾有某些时刻让你觉得，除了“母女关系”之外，你们之间也产生过其他的联结？
张小满：这些年，母亲逐渐会和我分享许多与女性生命周期相关的私密体验。比如她会说起自己似乎进入更年期的症状，也会聊绝经的感受等。自从来到深圳后，她更多地观察到我和丈夫的相处彩神，她会私下里跟我讲她和我的父亲是如何相处的。那一刻我会觉得，母亲是把对面的我当作另一个女性在聊这些话题。
不过，这种感受也是复杂交织的。母亲偶尔会在我和丈夫发生争执时，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女儿这边，指责丈夫说：“我女子（女儿），什么都不图你的”。这时，她似乎依然是当年那个会在工地上和包工头打仗的强悍母亲。
在谈起工作时，母亲则会坚持让我不要放弃工作，“不要手心朝上，问男人要钱”。也正是因为工作，我和母亲之间建立了新的连接。我在大厂的工作和她做保洁的工作本质上有些相似，且我还深度参与过她的工作。于是我才逐渐感觉到，当我们从工作的视角切入母女关系时，是非常不同的。
她会和我分享她对白领的观察，比如写字楼里某个怀孕的女性靠在卫生间的墙上，想吐又吐不出来；由于大楼卫生间没有冻奶的地方，有些哺乳期的妈妈会先挤奶，然后再去楼下把它们冻起来；还会有公公婆婆午休时把婴儿抱到楼下，有的女性就趁这个空当给孩子喂奶……这些都不是来自一个母亲的视角，而是另外一个工作中的女性带来的。
另外，当我们谈论母女之间这种女性层面的连接时，往往更多关注母亲如何逐渐将女儿视作一个独立的女性看待，而忽略了作为女儿的一方是从何时起意识到，母亲也不只是“母亲”的？自从母亲来到深圳后，她依然延续了此前在家中承担的事务。
周末当我们还在休息时，母亲会很早起来拖地、偷偷把泡在盆里的衣服洗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把这些行为当作“母爱”，当作“理所当然”，但当我深度参与她的工作后，我会觉得我在“剥削”她。她也上了一周的班，我并不希望她做这些。为什么曾经的我会把这些等同于“母爱”呢？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这场（与来处）和解的背后是意识到以母亲为代表的“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我们”。透过那个“被遮蔽的世界”，你对与父母一代看似境遇不同的这一代人的处境，有哪些新的理解和感触？
张小满：我想先谈谈母亲这代人。他们大多成长于高度的城市化变革当中，而又都是这之中被甩掉的那一批人。他们会普遍以家庭作为组织整个生活的中心，用苦力换钱，养大孩子，争取把子女送进城里。他们总是习惯性安慰自己，等到孩子大了就好了，等到孩子工作了就好了，可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工作”的打算。
但这代人的孩子其实很少如预想中那样，能够争取到更好的生活，实现阶层的上移。即便儿女找到了所谓的“好工作”，也还是受工作的奴役，随时可能被抛到主流生活之外。到头来，还是无“岸”可上。母亲对生活的拼命“算计”，与今天年轻一代害怕留在原地的恐惧是相似的。
我们时常觉得，年轻一代正生活在巨大的撕裂中。其实，这种撕裂有很深的根源，即便是在保洁员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平等与分化。有天母亲说起，他们那新来了一个扫大楼外围广场的保洁员，之前是当兵的。母亲猜测到大概是上世纪的基建工程兵退役，于是热情询问人家，“子女都在哪里”“你也租房住吗”，结果对方说起他（在）深圳有五套房，留给女儿两套，儿子两套，自住一套。
当时就把我妈震惊了。再比如书中提到的茉莉花阿姨，她是母亲以前的班组里唯一一个在深圳拥有一栋楼的，且儿子念了北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与丈夫来到深圳，靠开宾馆起家，后来买地皮盖了楼房。据她说，之所以来做保洁，是为了把时间填满，好让自己没空去打麻将输钱。虽然都是做保洁，但他们当中的确有人抓住了时代的红利。
饼干（小满的丈夫）：这些记录最先引发的就是年轻人的共鸣。当我们每天衣着光鲜地走进办公大楼，进入这个看似有无穷多选择的时代里，结果却被一个保洁员阿姨戳破了。她看到我们被电脑吸进去的样子，在厕所“避难”的时刻，以及在椅子下掉了一地的头发……这些可能曾被我们忽略了，而当她敏锐地发现这些时，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来真实的境遇是这样的。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想把父亲的日记整理出来。春香也在后记中写，大学没毕业时，你曾和她说想把老家写成一本书。近年来不少非虚构作品都越来越倾向于直面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不回避谈自己，并从第一人称下的附近描写代际、地缘、城乡等议题。你会怎么看这种写作趋势的出现？
张小满：首先我想说的是，这种写作风潮此前就已经在欧美等地出现过，只不过我们现在走进了这个阶段。甚至很早就有精英群体用亲身切入底层的方式，去呈现自身经验，如：《工厂日记》《我在底层生活》等。当故事的主人公开始书写自己，表达具体感受，而不是作为被观察的客体出现，我想这里面也有一种夺回属于自己的叙事权的觉醒在里面。
米兰·昆德拉甚至曾评价说：“如果人人都能写作，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文学了。”因为那将是一个缺乏倾听和共鸣的世界。而在我看来，与其探讨这种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写作能否形成一种真正的风潮，不如先反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我们将真实呈现出来的渴望？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身处的真实是更加魔幻的。回顾文学的历史，当宏大的声音不被信任、很嘈杂时，往往是这种写作受到关注的时候。
不少读者觉得这类作品的难得之处在于真实。但我偶尔会想，书中呈现的真实，是真的真实吗？它可能更像是被切割的真实，是真实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而书之外的生活其实是更加困难或魔幻的。但至少时隔多年回看，这些作品能提供一种记录，比如新冠疫情期间的保洁员是如何工作的，普通中国人又是如何生活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是真正的“微观史”。
春香用输入法在手机上记下的日记。每隔一段时间，小满都会帮春香誊抄整理一遍这些文字，修改其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受访者供图）
除了“真实”之外，“真诚”是这些作品的另一个标签。但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迷思，即一种对语义透明度的过分渴望。一方面，当我们过分渴求某个东西时，难道不是恰恰说明这个社会太缺乏这种东西了吗？但另一方面，这种渴望也让我觉得恐惧。当我在写作时，并没有以“真诚”要求过自己，只是在如实地描述而已。
在这样的迷思之下，假使某天读者发现那些“真诚”的写作者使用了一些文学技巧时，可能就会指责他们失去了“真诚”，并希望他们仍像从前那样毫无保留地展现生活，甚至变成一个“透明人”，这是非常危险的。毕竟长期以来，文学从来不是以“真诚”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饼干：这种“真实”的匮乏可能也与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有关。有位同事在看完后说，现在的年轻一代工作之外的时间大部分被短视频填满，但时常让人觉得看遍而无所获，看了很多，什么也没留下。他觉得这类纪实作品能让人抽离出来，看到一些生活的不同维度。
新京报：这种“真实”可能引发的另一种担忧是，读者所谓的“真实”究竟是快递员、保洁员这一群体被真正看见的“真实”，还是只是我们从各自的视角中解读出的自身处境的映照？如果是后者，那么其实不论这一群体书写是否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这之中个体的主体性、他们的生命经验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些经验，这些仍然是不可见的。
张小满：我写这本书一开始没有抱着希望保洁员这个群体被看到的初衷，我想胡安焉大概一开始也不是要让快递员这个群体被看见才写作。我想，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想写，有想表达的东西。“被看见”是这本书出版之后的一种结果，这个结果不是作者所能控制和决定的。
我们都只是在讲个人的故事，切身的经历，一种个人经验感受，或者说选择。当这些被笼统地贴上某个群体性的标签时，那么不论这个标签指向的是否是曾被公众忽视的一群人，它都可能会稀释个体的主体性。
我想这些内容之所以能打动一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群体身份，而是因为我们能从中看到那么立体的一个个人，他（她）对周遭世界的观察以及他（她）复杂而幽微的内心。如果这类写作缺失了这种个体性，流于不同职业群体的画像，这样的故事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我们也不过是从一种“宏大叙事”，走向了另一种“宏大叙事”。只不过后者更加隐晦、也更加暧昧。
我观察到，尽管这本书是关于保洁员这个群体的，但大多数保洁员并不是这本书的读者。但会有一些读者反馈，她把这本书买给了也在做保洁的妈妈，也叫“春香”的妈妈。
此外，现实生活中其实很难通过一本书就推动保洁员境遇的改变。让我感到温暖也有些心酸的是，很多读者留言说，以后会注意，比如下次喝奶茶会倒干净，他们会对自己提出一些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可是，我们社会中这些问题的解决，难道竟然需要靠一本书达到的共情，靠自发的良心或者道德来推动？
